閱讀提要：“隨著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崛起，支撐這個進程的並不僅僅是物質性的實力，還需要有理論體系和精神產品凱發K8國際，尤其是具有中國原創性的哲學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在這方面，中國學術界已經進行了非常艱難的探索，但“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工作遠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相比較而言，把中國的地方性知識轉化為世界性知識則可能更為艱難。但是，無論是跨地區的流動，跨國和跨民族交流學長塞跳D開最大擋不能掉XS，還是不同社會的價值互為參照，以及彼此之間互補各自的不足，等等，這一切都促使本土性知識超越本土範圍而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意義。一種知識即便是本土的，它也必須同時又是世界的。從這一方面來看，中國對外傳播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國知識（包括中國話語）走向世界，並被世界接納而成為世界性的知識。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講好中國故事凱發K8國際，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是加強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重要任務。要深刻認識新形勢下加強和改進國際傳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氣力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為我國改革發展穩定營造有利外部輿論環境，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積極貢獻。”縱觀歷史可以發現，一個大國在成長進程中難免會遭遇一些話語困境。中國不僅與西方的價值觀、意識形態不同，社會制度也不一樣，正因為如此，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國家對中國難免會產生種種不符合實際的認知。中國如果不從根本上回應關于中國的“問題話語”，它們就有可能對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產生阻礙。鑑于此凱發K8國際，提高中國的對外傳播力，尤其是提高中國的話語權，也就成為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重要理論責任。話語權、對外傳播力等的最基礎性要素是語言，因此，運用語言來構塑中國話語以及提升中國的對外傳播力是最為關鍵的。
一般認為，中國的對外傳播可能是一項任務，即如何使中國要素“走出去”的問題。但是，從文化軟實力的提升來看，並非只有文化要素“走出去”才是唯一的提升路徑，將外來的文化要素“請進來”使之受到本土文化的感染，以及與本土文化融合並產生出新的文化要素，從而使本土文化獲得新的生命力，這也意味著本土文化的軟實力獲得提升，也即本土文化通過“溶解”、吸納、融合外來文化要素而提升了自己文化的傳播力和文化軟實力。中國對外傳播也是一樣，既要強調中國要素“走出去”，也要強調中國要素對外來要素的“化解”能力。從知識傳播來看，這實際上就是社會科學的本土化與本土化知識的世界普遍化的問題。中國的對外傳播就是要將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
社會科學的知識從其起源來說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特殊的知識，即關于特定社會中特定事物的知識，在取得一般化的認識之前，都是本土的和地方的；另一種是普遍的知識，即普遍化、一般化了的對同類事物和現象的認識，人們有時稱之為“規律”。但是，人們認識世界或者是獲得社會科學的知識並不一定是從本土知識、特殊知識開始的，特別是間接經驗的獲得，有可能是從一般性的凱發K8國際、普遍性的知識開始的。例如，我們學習首先是從一般性的概念入手，然後獲得普遍性認識，再用普遍性的知識來認識特殊性的知識。正是在這種情形下學長塞跳D開最大擋不能掉XS，普遍性知識的本土化問題才不斷被提出來。眾所週知，社會科學產生于西方，是在工業革命以後，尤其是啟蒙主義時期傳到中國來的，產生于西方的社會科學知識首先是對西方社會的反映和抽象，被抽象出來的概念、理論盡管具有某種規律性、普遍性，但當這些概念、理論被重新用到具體的實踐中去時，就“需根據具體狀況和材料加以改造和改進學長塞跳D開最大擋不能掉XS，使其具有更大的適切性和適用性”。從這方面來看，構建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實際上就是在努力實現社會科學本土化。
然而，中國不是一個一般意義上的國家，而是一個具有天下情懷的大國。中國不僅要實現社會科學本土化，而且還要把中國的地方性知識轉化為世界性知識。實現社會科學本土化並不容易，20世紀80年代，學術界就開始在探討這個問題，尤其是“隨著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崛起，支撐這個進程的並不僅僅是物質性的實力，還需要有理論體系和精神產品，尤其是具有中國原創性的哲學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在這方面，中國學術界已經進行了非常艱難的探索，但“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工作遠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相比較而言，把中國的地方性知識轉化為世界性知識則可能更為艱難。但是，無論是跨地區的流動，跨國和跨民族交流，還是不同社會的價值互為參照，以及彼此之間互補各自的不足，等等，這一切都促使本土性知識超越本土範圍而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意義。一種知識即便是本土的，它也必須同時又是世界的。從這一方面來看，中國對外傳播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國知識（包括中國話語）走向世界，並被世界接納而成為世界性的知識。
長期以來，困擾中國對外傳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究竟用什麼樣的話語來說服世界。誠然，中國已經擁有了獨特的話語，但擁有話語的最終目的是要說服世界，究竟以什麼樣的方式即如何運用語言來說服世界才是最關鍵的。社會科學知識大致包括本土的地方性知識和全球的普遍性知識。一方面，由于普遍性主要是來自西方，所以東方國家長期以來面臨著社會科學本土化的任務；另一方面，本土化知識必須走向世界，轉化成為普遍性知識。中國對外傳播就是中國本土化知識走向世界並轉化為普遍性知識的過程。純粹的本土性知識無法形成對話，也無法產生認同。鑑于此，要加強中國話語建設。
第一，中國話語必須具有可對話性。“中國話語”首先是一種本土性知識，既然是本土性知識就必須增強其可對話性，如果話語缺乏對話性，那麼就是“自言自語”，就如祥林嫂反復講“阿毛”的故事，可是並沒有人願意聽學長塞跳D開最大擋不能掉XS。話語的可對話性既包括內容的可對話性，也包括對話語符號的共同審美，這種可理解性是內心深處的可對話性，這種情形的可對話性是深層次的對話性，是能夠產生持久且深遠影響的可對話性。在對外傳播過程中，我們強調“用中國話語講述中國故事”，這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因為，用中國話語講述的中國故事不會變樣、走形，既能保持故事的真實性，也能確保故事的原汁原味。但是，千萬不能強行地用中國話語來講述中國故事，這很有可能導致不僅話語沒有人聽，故事也顯得乏味。究竟怎樣講述中國故事，週恩來1954年在日內瓦創造了一個經典：週恩來率領中國外交代表團出席日內瓦的國際會議期間要向各國記者和外交官推介中國文化，上演著名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擔心外國人不懂中國文化，工作人員制作了厚厚的譯本宣傳冊，即便如此，也是應者寥寥。此事上報給週恩來，週恩來對工作人員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學長塞跳D開最大擋不能掉XS。他要求海報上加上一條：請各國友好人士欣賞東方的《羅密歐與朱麗葉》。最終結果，座無虛席，不少人都感動得熱淚盈眶。演出成功，關鍵一點是週恩來借用西方文化符號實現了符號置換和話語對接，如果僅僅用中國話語，就根本無法形成對話的語境。文化就是故事，但講述故事的話語不同，受眾的反應是大相徑庭的。我們要明白，用來講故事的話語只是用來引導和說服受眾理解“中國故事”的工具學長塞跳D開最大擋不能掉XS。對話語的理解不僅受到受眾知識水平的影響，而且話語還有民族差別學長塞跳D開最大擋不能掉XS、語境差別、宗教信仰差別等。因此，在沒有對話性的話語及其語境中，用“中國話語”講述“中國故事”，很有可能是“言者有意，聽者無心”，聽不懂的故事一定讓人乏味，甚至反感。
第二，話語要有可理解性。話語缺乏可理解性，那麼就是“雞同鴨講”。話語的可理解性表現為，一是話語符號（包括文化符號）的可理解性，二是話語構塑的語境的可理解性。在對外傳播中，可理解性的話語符號、文化符號等更容易構塑語境。有人說中國人喜歡“攀”，諸如攀親戚、攀同學、攀老鄉等，“尋找熟人的熟人”“關系的關系”，目的是拓展社會資本以便更好地“辦事”。撇開這種裙帶關系不說，單從話語的角度來看，“攀關系”實際上就是為了尋找可理解的話語。一般來說，有一定的血緣關系、業緣關系、地緣關系等，彼此間就更容易尋找到可理解的話語。另外，為了構建可理解的語境，有上述關系的雙方會對某些具體的事情產生共鳴，從而使話語環境更加和諧，也使話語的交流能夠正常持續下去。同樣，對外傳播也需要營造某種共同點，從而可以構建可理解的話語和相應的語境。
第三，話語要有可接受性。話語的可接受性要求講話者能夠“設身處地”地為受眾著想，使受眾願意傾聽敘述者的故事。否則，故事就很有可能成為單方面的“灌輸”，那效果可能就很差。故事的感染性是故事可接受性的前提條件，但同時說故事的人還要使故事與受眾能夠用某種方式聯系起來，使受眾身臨其境，甚至在內心中產生共鳴。這樣的故事才會具有可接受性。例如，2001年，上海代表中國申辦2010年世博會，當時參與競爭的城市不少，最有競爭力的是俄羅斯的莫斯科、韓國的麗水等，更重要的是，當時中國是以“城市”為主題來參與競爭的。客觀地說，這個主題並不是中國的強項，但中國上海最後勝出了。原因不是中國城市發展得好凱發K8國際，而是中國的“城市”主題以另一種方式打動了日內瓦的各國投票者。中國打動投票者的原因在于，一方面，20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城市化發展遭遇了不少困境，城市化帶來的各種負面效應尤其是各種“城市病”不斷出現，西方正在尋找城市化進程新的出路；另一方面，也是最關鍵的，中國不是以中國的城市元素來演繹城市概念的，而是以西方的城市元素來對接世博會的城市主題的，是借助于亞裡士多德名著《政治學》中對城邦生活的描述：“城邦的長成出于人類‘生活’的發展，而其實際的存在卻是為了‘優良的生活’。”在中國申辦書中學長塞跳D開最大擋不能掉XS，正是把這句話演繹為了“Better City，Better Life”的申博主題。西方社會精英大都讀過這部經典著作，中國的主題演繹迅速在投票者中產生共鳴。從最後上海獲得主辦權的情況來看，很顯然，這樣的故事真的打動了那些投票者，也就意味著那些投票者理解了上海世博會的中國故事。
第四，中國對外傳播的目的，既要使中國故事在可對話的情景之中獲得世界的理解，更要使中國知識成為世界性的普遍性知識。因此，在對外傳播中，一是要走出中國話語的“自戀”，使中國話語具有普遍性的關懷。普遍性的關懷，就是指中國話語、中國故事雖在中國生成，但必須要指涉世界。正如“一帶一路”倡議，雖然是中國提出來的，但“一帶一路”的實踐必須與世界“共商、共建、共享”。二是擺脫“自說自話”的話語方式。在國際話語場域之中，並不是說得越多話語權越大，如果只是“自說自話”，那不可能形成話語權。當前針對中國的錯誤言論，一些中國學者也試圖進行駁斥，但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于，大多數內容是“自說自話”，缺乏可對話性。但是，若話語論戰能夠直擊對方要害，則完全可能通過話語創新和建構奪回線世紀末，歐洲流行針對中國的“黃禍論”，德皇威廉二世專門畫了一幅《黃禍圖》送給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主張歐洲白人應當聯合起來，抵制黃種人的入侵。為此，辜鴻銘用英文發表《文明與無政府狀態》一文，從歐洲文化深處來揭示歐洲文化的問題，以此來駁斥“黃禍論”。辜鴻銘承認“歐洲和遠東之間的確有一種文明之爭在進行著”，但他指出，“這種鬥爭不是黃種文明與白種文明之間的衝突，而更似一種遠東文明與那種可稱之為歐洲中世紀文明之間的衝突”，是“現代自由主義與古典中世紀主義的衝突”。因此，“不是黃種人與白種人之間的衝突”，而是“部分歐洲人為將自己完全從古代中世紀文明中解放出來的鬥爭”。在辜鴻銘看來，歐洲人民要避免自己的毀滅只有兩條路可走，“要麼是為獲得現代文化去奮力抗爭，要麼就是回歸到中世紀的信仰上去”，但很顯然歐洲人民不會選擇後者，最終只能去依靠遠東民族稱為儒家文明的東西。辜鴻銘從文化深處層層剝開，對歐洲文化的問題及其未來進行了透視，論證深刻且有強大的穿透力。結果，美國海軍將軍艾文斯特地致函辜鴻銘說：“我懷著濃厚的興趣閱讀了你文中所寫的每一個字，並相信這樣做是值得的。最終，我在許多深懷興趣的問題上站在了中國人一邊。”三是對外傳播切忌話語“偏執”，尤其是外交官更要避免話語偏執。因為，一方面，外交官在外與相關國家的同行不可避免地要抬頭不見低頭見；另一方面，無論國家之間存在著怎樣的矛盾，但外交官始終懷著一種與他國溝通的使命。這兩方面都要求外交包括對外傳播的話語要“留有餘地”。四是對外傳播要避免話語“對抗”。外交官的話語要體現自己國家的品格，在對外傳播中，用對抗性的話語來講述中國故事，這種話語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置換成可對話性的話語。因此，在對外傳播過程中，中國話語要善于利用可置換性的文化符號進行話語對接和語境的塑造，從而使他人理解、放心，這樣中國故事才能傳播得更遠，中國本土性知識才能在世界各國的接受中轉化成為世界的普遍性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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